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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诺小说网 -> 历史军事 -> 国体转型与共和之路——以新历史文化观解析近代史（连载）正文 第8节
- 2011-03-0600:10:03
(续上)
随着欧洲人入侵中国后逐渐显现出来的重要消极影响来看，广州人比中国其他地区的人更早地觉察到民族生存面临的巨大隐患。因此，他们也较其他地区的中国人更早地投身于拯救民族危亡的伟大事业中来。
所以，珠海的容闳成为第一个赴美留学的中国人，南海的康有为成为第一个倡导国体改制的中国人，紧随其后的是梁启超；香山的孙文成为第一个发动共和革命的中国人，他缔造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革命性政党，也缔造了第一支真正的现代化军队，并推翻了帝制国体，即便当代的中国改革开放运动，也首先发轫于广东。甚至我们也可以说，花县的洪秀全是第一个企图通过动员民众力量实现“耕者有其田”“太平世”理想的近代中国第一人。
近代史上除社会主义运动外的几乎所有重大革新运动，都与广东人的努力和奋发分不开。这绝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精神的体现。这种自强不息精神因广东人的汉代华夏汉族人的特质，而使其责无旁贷地成为中国力量复兴的代表。
2011-03-0600:11:07
（对于那些习惯于认为广东只有商业而没有文化的人士来说，或许他们所理解的文化，属于学术性或娱乐性的那种文化的表象，而不知离开生活和生活的内容，文化是无法生存的。）
2011-03-0600:43:52
三、曾国藩的经世之学及实践开辟了儒学在近代中国复兴的艰辛道路
湖南在曾国藩之前，在朝中享有声誉的鲜少，便是进士在本土18盛中排名也后。但从曾国藩起，却人才辈出。何也？这一节我们就此做些探讨。因为这事关近代支撑中国不崩溃于西洋入侵的重大问题。
1、曾国藩治学之严谨，修身律己之严苛，“屡败屡战”之坚毅，识人善任之明达，荐引人才之胸襟，特别是治湘军灭太平军和致力于洋务运动这两项成就，奠定了他的历史地位。
不过，由于他不识变通、谦谨、终身处于拂逆之境等原因，从他的时代至今都对曾国藩的为人为事为及言行有这样或那样的误解。这从他所荐拔的三个人重要人物沈葆桢、左宗棠、李鸿章都曾经对他产生过严重的误解（沈葆桢与其争饷、左宗棠骂他虚伪、李鸿章说他繻缓）可知一斑。
特别是1949年以后，曾国藩曾一度被作为镇压太平军的“侩子手”和封建主义文人的代表而几被尘封，使我们今天对他的认识更与史实偏离；即使改革开放后改变了对曾国藩的态度，但也仍然未能站在历史的高度，对曾国藩于近代的影响给予全面准确的评价，既连他在湖南双峰县荷叶镇的故居富厚堂，在2006年底时都还处于杂乱不整状态【1】。
【1】我曾于2006年底时，与友人前去拜谒文正公故居。其时当地政府拟开始修缮富厚堂，院外草石凌乱，院墙缺破多处，院内有文革时标语隐隐可见，内室多有破旧不整之处。当时便对湖南朋友说：你们湖南人对不起文正公。
2011-03-0600:49:27
欢迎feiwuhuanyouji君。比较好奇，为何读这个帖子的朋友大多是隐士。说实话，我也是隐忍了15年，才下了决心，将一己之见露拙。呵呵
2011-03-0600:56:06
2、
实际上，至今大多数人对曾国藩的认识也是杂乱不整的。即便认为曾国藩天资不高的“钝拙”（梁启超）之说，实也是以其自谦而讹证的结果。
其实，以曾国藩对儒学理解之深来说，是没有多少人可以达到的，也绝不是天资稍差之人可以求其至理。曾国藩在《答刘孟容书》中说：
“孔子睹获麟曰吾道穷矣。畏匡曰斯文将丧，于是慨然发愤，修订六籍，昭百王之法戒，垂千世而不刊。
“心至苦，事至盛也！仲尼既没，徒人分布，转相流衍，厥后聪明魁杰之士，或有释解撰者，大抵孔氏之苗裔，其文之醇驳，一视乎见道之多寡以为差，见道欲多者文尤醇焉，孟轲是也，次多者醇次焉，见少者文驳焉。
“……自荀、杨、庄、列、屈、贾而下，次第等差，略可指数夫所谓见道多寡之分数何也？曰深也博也。昔者孔子赞《易》以明天道，作《春秋》以衷人事之至当，可谓深矣；孔子之门有四科，子路知兵，冉求富国，问礼于柱史，论乐于鲁伶，九流之说，皆悉其源，可谓博矣。
“……孟氏而下，惟周子之《通书》，张子之《正蒙》，醇厚正大，邈焉寡俦。许、郑亦能深博，而训诂之文，或失之碎；程、朱亦且深博，而指示之语，或失之隘。其他……能博而不能深，则文流于蔓矣；……能深而不能博，则文伤于易矣。由是有汉学宋学之分，龂龂相角，非一朝矣。仆且不自揆，谬欲兼二者之长，见道既深且博，而为文复臻于无累，区区之心，不胜奢愿！”
曾国藩此一番话，讲了五件事情。
第一，孔学四科分别是知兵、富国、问礼、问乐，是为博，《易》以明道、《春秋》以衷人事是为深；这些内容均是以道而求经世致用之学。
第二，一个人见道的多寡，将决定他的学问高低和文章的醇驳，以此而论，孔子之后惟孟子一人可称醇厚正大，荀子、杨朱、庄子、列子、屈原、贾宜等依序而次之。
第三，许（慎）郑（玄）的汉学训诂之文，虽深博但失之琐碎；程（颖）朱（熹）的义理宋学，虽深博但失之狭隘；除汉学宋学外的其他各代文学词章，则因深博不能同时具备，而流于杂蔓。
第四，道与文，深与博之间的上述关系和各代成就，说明必须以道（中庸之道）统领文章（词章与考据），且深博兼综并蓄，才能明道救世。
第五，曾国藩自许不以汉学、宋学、各代文学词章的成就为满足，而是要兼取深博二者之长，且要反本（孔孟）务要，将孔学的义理、词章、考据之学综合起来，既作为经世之学的基础，又相互融合。当然这是他立志成为“外圣内王”大儒的最明确证明。
2011-03-0601:16:31
3、
这里涉及如何理解儒学或孔学的问题。由于现今大多数人的理解歧义颇多，不得不暂时放下曾国藩而增补一些这方面的探讨。
孔子集中国思想之大成，删述六经，其目的在于“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易.系辞》）。
孔子的这一治学目标，是为帮助天下人由“明德”而“新民”，以便“至止于至善”，由“格物而致知”，以便“治国平天下”（《礼记.大学》）。
以孔子思想为基础的儒学，经战国、汉、唐、宋几个重要时代的发展，逐渐呈现出较为明确的一分为四的分科现象(笔者的初步结论)：
经世之学是儒学中的经济（经世济民）之科，此乃孔学主干；
义理之学是德行之科，此科宋时称为理学，实乃儒学之枝蔓；
词章之学是言语文学之科，此科承载着士子文人的人文精神；
小学之科含及文字、音韵、考据、训诂等，可称为儒学的末节之科。
汉代董仲舒即凭专治《公羊春秋》而获汉武帝赏识，但董仲舒治春秋得出罢黜百家的结论，实际上歪曲了《公羊》张三世通三统这一“春秋”的微言大义【2】。
后来唐朝兴科举，使经世之学收窄视野，宋时程朱张扬义理，将经世之学简为《大学》、《中庸》两篇，明清两代更以科考注重经文（八股文章）而使经世之学在士子那里大多废弃。对此，萧一山以其深厚的史学造诣评价道：
“孔子以中庸之道、怀救民之心，张三世之义，综老法之术，执两用之中，乃造成大一统的中国文化。倘后王能本其法则，身体力行，则中国决非现在的中国，世界也决非现在的世界，可惜孔子未得用于当时，而七十子之徒，又人各异说，正如荀子所言为俗儒、贱儒、伪儒者。自此中庸之道，经世之学，遂湮没而不彰了。
“秦汉之后，因“抱残守阙”之故，走进了训诂考据之“小学”；唐宋以来，因佛老影响之故，又演出了静虚无为的“理学”；明清以八股取士，用利禄来诱惑学者，更有截搭卜题的“帖括学”。二千年来置中庸经世大学而不讲，中国民族文化的衰落，社会的停止腐化,皆由于此。明末遗民懔于亡国之惨痛,大都有返本求源经世治人的思想,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颜诸大儒不用说了,就是理学家……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李二曲说：“吾儒之学，以经世为宗，一变训诂，再变词艺，而儒名存实亡矣。”【3】
【2】三统，指夏商周三代制度不相沿袭，各代都因时制宜，各成法统。三世，指“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礼记》以三世之义释《礼运》，“升平世”为小康，“太平世”为大同。是故，洪秀全的天国旨在求“太平”，康有为著《大同书》意在彰“太平世”之理想。
【3】萧一山著，曾国藩，东方出版社，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