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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诺小说网 -> 历史军事 -> 国体转型与共和之路——以新历史文化观解析近代史（连载）正文 第16节
- 2011-03-0716:23:42
4、康有为的改制思想及《孔子改制考》
康有为（1858－1927年）出生在南海一个富裕的家庭，7岁能文，因常引用圣贤教诲而被冠以“圣人为”称号。
18岁时从师于著名理学大师朱次琦学习宋学。这个名儒朱次琦，曾经于1836年在广州开讲《礼记.礼运》中的大同思想，恰好被在广州参加完第二次科考的洪秀全听到。
或许是朱次琦善于将中国的政治历史及学问与世事相联系的缘故，前后40年间两次（1836年、1876年）以他的学问开启了两个年轻人的心灵，使前者在大同社会理想的外面包裹了一件“基督天国”的外衣，使后者在大同社会理想的头上戴了一顶“君主立宪”的帽子。
跟朱次琦学了4年之后，康有为得出了一个结论：理学“仅言孔子修已之学，不明孔子救世之学”，因此离开朱次琦，独居西樵山白云洞致力于研习经典。
期间，康读了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魏源《海国图志》、徐继畲《瀛环志略》等经世致用之作，去了一次香港，眼界大开，购地球图，并收西学之书。
1882年，康有为赴京参加会试，归途经上海，参观了英租界（公共租界）。由英国人控制的香港和上海租界这两处地方的市政和管理，给康有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进一步刺激了他对西方的兴趣，便急切地购买和阅读了所有能买到的江南制造局和传教士的译著，包括美国人创办的《万国公报》等。这些译著为康有为打开了另一个智慧挥洒的方向，因此，他放弃了1883年的会试，把注意力转向新颖的西学。
2011-03-0716:30:00
（续上）
1888年，康有为赴京参加顺天乡试，没有考取。但他自信地以一介平民之身，上书光绪皇帝，对日本仿效西方的的做法给予了赞扬，对与日剧增的外国入侵提出警告，提出中国应仿效日本行变法之道，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条主张。
上书送到国子监，被国子监的官员怀疑康有为神智错乱而拒绝转呈皇帝。康有为此趟京城之行无功而返，却为他树立了离经叛道者的名声。
自京返回广东后，30岁的康有为尽管还没有取得举人资格，却以离经叛道者的名声开办万木草堂学馆，聚徒讲学，并著书立说，他将宋朱理学、公羊经世之学和西洋政经之学，混而为一变法新学。
他撰《新学伪经考》，大胆地宣布《周礼》、《逸礼》、《左传》及《诗》之毛传（按：《毛诗正义》）等，是王莽国师刘韵的伪造之经【2】，而秦始皇焚书并未秧及孔子删述的六经，这些经典完好地传给了后世，所谓汉代古文也是刘韵伪造，目的是饰经佐篡，歪曲儒家的“微言大义”。
这种大胆的观点，尤其是对古文的攻击，在当时的士子中间引起了普遍的怀疑精神。
【2】有关刘韵《左氏春秋》为伪的考证，在其时，以师从张之洞的四川士子廖平最下功夫。廖平（1852－1932年）从张之洞治学宗文字训帖后，感到之前所习理学空泛无实，便从喜好宋朱理学，转而博览考据。形成自己思想后，因尊崇今文经学，作《知圣篇》，认为《公羊春秋》的素王改制说，是经学的微言大义所在；因贬抑古文经学，作《辟刘篇》，提出古文经学起源于刘歆作伪，西汉哀平之前并无古文今学之说，《史记》、《汉书》关于衷平之前古文经学的材料，均为刘歆及弟子添窜。
廖平于1889年会试后，应张之洞之召转赴广州。康有为曾访廖平于广雅书局，竟夕晤谈，廖平向其示《知圣篇》和《辟刘篇》。之后廖平又访康有为于广州安徽会馆，再次谈论。因此，张之洞、梁启超、钱穆等人，均认为尽管康有为之书与廖平之书并不相同，但康曾受廖启发并据廖之论，作《孔子改制考》及《新学伪经考》，为不争之事实。张之洞甚至认为康为廖嫡传弟子，梁启超为再传弟子。学者顾颉刚在《中国当代史学》中亦持相同意见。
2011-03-0716:32:18
（续上）
其后，康有为又撰《孔子改制考》，大胆论断孔子删述六经的目的在于托古改制。
这种改制之义是儒家经典所要弘扬的真正思想，而周代和秦代的思想家们同孔子一样，通过理想化古代的社会而使今朝为政者相信改制是正确的，如老子托黄帝，墨子托大禹，许行托神农，如此这般；他认为孔子所托尧舜，是借尧舜的盛德大业而彰显自己的社会治平理想。
因此，因时改制不仅符合孔子的思想，而且也是儒家经典的共同思想，夏商周三代正是通过改制而使其各有不同，而且只有通过持续不断地改制，才能由“据乱世”进及“升平世”，最后到达“大同世”。
康有为在进行这样论述过程中，还不忘将朱子理学批评一通。他在《孔子改制考叙》中说：
“孔子……立《春秋》新王行仁之制。……此制乎，不过于元中立诸天，于一天中立地，于一地中立世，于一世中随时立法，务在行仁，忧民忧以除民患而已。《易》之言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诗》、《书》、《礼》、《乐》、《易》、《春秋》为其书，口传七十子后学为其言。此制乎，不过其夏葛冬裘，随时救民之言而已。……
“夫两汉君臣、儒生，遵从《春秋》拨乱之制，而杂以霸术，犹未尽行也。圣制萌芽，新韵遽出，伪《左》盛行，古文篡乱。于是削移孔子之经而为周公，降孔子之圣王而为先师。《公羊》之学费，改制之义湮，三世之说微，太平之治，大同之乐，暗而不明，郁而不发。……朱子生于大统绝学之后，揭鼓扬旗而发明之，多言义而寡言仁，知省身寡过而少救民患，蔽于据乱之说，而不知太平大同之义，杂以佛、老，其道觳苦。”
康有为这种不合朱熹以来儒家万世道统的解说，深深地刺激了以理学为正统的儒家士子们，纷纷指责他“惑世诬民”，端正者如翁同龢以其为“野狐”，因此，《孔子改制考》遭禁。
2011-03-0716:34:51
（续上）
客观来说，康有为之认知，仍然是王夫之、顾炎武以来，由曾国藩倡导的经世之学，奉《公羊春秋》为本著的意蕴。
但康氏突出的是一“变”字，既孔子借《春秋》言制，旨在使制“随时救民”，如若不能变制，则断不能由据乱世致升平世而达大同世。
近代的经世之学到了康有为这里，算是触到了治世的主干。
戴震骂程朱理学为杀人的后儒（“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
王夫之、顾炎武反思的是理学的“载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
魏源痛斥儒家士子们将精力集中于“无用之途”的义理之学；
曾国藩批程朱理学失之狭隘；
冯桂芬亦以理学使人“穷老尽气，消磨于时文、试帖、楷书无用之事”为不屑；
既连恭亲王也对理学大师们动辄“以忠信为甲胄、礼仪为补橹”的言词恼怒非常。
这程朱理学在清史杰出人物这里算是必须得对千年社会积弊负责了。
而康有为更进一步，直接拉出孔子的《春秋》来，要以春秋大义、“《周官》考工，《中庸》劝工”（康有为《公车上书》），来行政体变法之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