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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诺小说网 -> 历史军事 -> 国体转型与共和之路——以新历史文化观解析近代史(连载)

正文 第3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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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03-1409:59:41

    (续上)欧洲人习惯将整个欧洲大陆乃至欧洲影响力所及的世界历史,看成是由几个片断组成的历史剧:希腊时期、罗马时期、中世纪及文艺复兴时期、工业革命及资本主义时代。

    在这些联结关系被彻底美化的历史片断中,欧洲人始终是主角。而希腊和罗马之间的关系、罗马与中世纪之间的关系、中世纪和工业革命之间的关系,衔接起来,要么比较困难,要么因知识和文明传承的中断,而给史学家们制造了相当的困难。

    因而才有伏尔泰那样奇怪的观点,黑格尔注重思想的偏好、赫尔德的人性分化之说、孟德斯鸠的环境说和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说;只有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历史观,可以贯穿欧洲历史的时间之维。

    但是,如果将理论的外衣剥去,我们看到的将是不一样的欧洲历史:充满征服和殖民、充满掠夺和奴役、充满杀戮和血腥,而同样不连续的还有知识的传承。

    希腊的自然知识和恢弘的思想,被征服者亚历山大封存在尼罗河出海口的亚历山大图书馆中,直到12世纪才偶然受到阿拉伯人的启示,而开始进入复兴的进程。

    这时,日耳曼欧洲人才发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原来在1300年前,西塞罗(前1世纪)曾将它们完整地由希腊文转译为拉丁文。

    而罗马的拉丁人却在长达500年的时间里,任由它们消失在公共生活中,因为这些拉丁人并不需要这些知识,去证明它们奴役非拉丁人的高尚生活是正义的。

    2011-03-1410:13:09

    (续上)

    但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希腊雅利安人、马其顿雅利安人、罗马雅利安人、日耳曼雅利安人,在它们所主宰的世界里,共和制都始终与君主制、寡头制、民主制及僭主制共同存在。

    这些政体都根源于希腊雅利安人、罗马雅利安人(拉丁人)、西欧雅利安人(日尔曼人)古老的贵族-平民社会结构。

    其中,直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欧洲社会还广泛存在的社会不平等事实,恰恰是西方现代共和制的社会基础与思想根源。

    为什么在雅利安人的欧洲,会出现这个例外呢?

    柏拉图对此的解释是:“有多少种类型的政体就能有多少种类型的灵魂。”又或者,“政治制度是从城邦公民的习惯里产生出来的;习惯的倾向决定其它一切的方向。”

    通过对贵族共和政体、寡头政体、平民政体、僭主制的政体特征和各自政体下人的心灵特性的分析,柏拉图得出了王制、共和制、寡头制、平民制和僭政各自追求的善分别是正义、荣誉、财富、自由和激情的结论。

    比如,崇尚武力的斯巴达贵族共和制是基于好胜与爱好荣誉的心灵,与寡头制下人们的心灵比较而言,要善一些,与贵族政制比较而言,其心灵因贪图财富而要恶一些,因此,共和制是“善恶混杂的政治制度”。

    再如,生活在雅典城中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的希腊人,只有财富才能满足他那千方百计追求快乐和**的心灵,与这种人喜好“无政府状态的花梢的管理形式”相应的政体,就是平民政制,这种制度“不加区别地把一种平等给予一切人,不管他们是不是平等者。”

    2011-03-1410:21:40

    (续上)

    如果承认柏拉图的见解有一定道理,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西方社会自希腊时代开始,王制政体一直未在其历史中有重要位置的原因了。

    柏拉图认为最好的政制是由知晓正义之善的哲学家做国王的王制,亚里士多德也认为最好的政体是“全城邦最好的一人”行使治权的王制。

    中国的尧、舜、大禹、成汤、文王即是这样的智者和好人,所以他们所建立的国家以其为王。而斯巴达和雅典则缺少这样的王,因而他们只能在自己的城邦国家中实行共和制或平民制。

    不仅斯巴达和雅典缺少这样的王,全希腊城邦国家都缺少这样的王,因而那些以个人利益为依归的僭主、以富户利益为依归的寡头、以公民利益为依归的平民制,都无法照顾到城邦国家全体人民(包括公民、没有公民权的异邦人、奴隶)的利益,变态于其中的王制、贵族制和共和制,则是比它们多一些善的政制而已。

    就此而言,中国的王制因其奉行天下为公的理念且以德性和仁政为追求,具有追求善的灵魂,就是一个比斯巴达的共和制、雅典的民主制、罗马的帝制、拿破仑的开明**较好的国体。

    这个柏拉图可能认可、伏尔泰曾经确认过的意见,能不能为当代欧洲人和当代中国人认可呢?

    而我们知道,即使是这个意见被所有人不加怀疑地认可,也绝对不可能使任何人同意“恢复中国的王制是需要的”这个孔子式的命题。

    因为,我们面临的是与孔子面临的问题同样的问题——人心败坏之后,礼乐制度和王制都不复存在了。

    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还存在有王制的话,那这种王制一定是柏拉图所阐述过的王制的变体——寡头的独裁制。

    因此,将中国历史上国体的相对稳定性,和欧洲历史上国体的选择性相比,便可以发现,中国的王制国体能够持续2400多年,一定与中国人那不同于雅利安人的心灵(或人性)有关。

    而脱胎于王制的帝制(可以理解为柏拉图所讲的王制的变体:寡头制),也一定与中国人变换了的不同于王制时期的心灵有关。

    那么,现代的中国共和制呢?能够在帝制倾覆之后,在一个全新的心灵基础上建立起来吗?

    还是让我们来看看中国王制时代的基本特征后,再来回答这个问题吧。

    2011-03-1417:02:25

    作者:洋奴都应绝后回复日期:2011-03-1414:50:52

    写的不错,支持一下

    -------

    欢迎洋奴兄!谢谢洋奴兄的支持。洋奴兄的历史视野开阔,热切希望争鸣和指教!

    2011-03-1418:04:00

    2、王制国体的九州五服制度与天下一统思想

    在帝舜时代,所统治的天下已经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南抚交阯,北及幽州,广袤数百万平方公里。

    治理这样一个巨大的国度而又要保证国泰民安,不仅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君王,更需要一个使天下各部族甘愿顺服的制度设计。

    显然,像斯巴达、雅典这些占地百十平方公里、公民不及5万的城邦国家那样,由全体公民(每次公民大会实际参加者不足万人)投票表决来议决国事的方法根本行不通——卢梭和孟德斯鸠也曾经注意到这个问题,所以这两位比较不赞同在法国实行共和制。

    于是,大禹便分两次(第一次在涂山,今陕西潼关;第二次在会稽,今浙江会稽,别说在今河南伊川)召集天下部族首领协商意见,大家同意按各部族与大禹所在都邑(安邑,今山西夏县)距离远近,将全国分为五服(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并明确各服之地及百姓与大禹部族之间的关系和义务。

    上述五服之地,连夏都安邑500里,理论上方5000里(禹贡九州计625万平方公里),对于大禹的时代来说也太大了。

    实际上荒服之地并不受帝禹节制,甚至影响力都很小,夏代君王实际统治的地区以“要服”之内为主,称为王制九州(因《礼记.王制》而得名),而绥服之内被史家称为禹贡九州(因《尚书.夏书.禹贡》而得名)。

    这王制九州实际上正是帝禹划分的九大行政区域,分别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豫州、雍州、梁州、扬州和荆州。

    这九州之名,今天还在使用,其范围大约限于北恒山(今河北曲阳县西北)、南衡山(今湖南衡山县东南)、西张掖(今居延县东北)、东东海构成的差不多方形的区域,大约225万余平方公里(即方三千里),《礼记.王制》估算的面积为田八十一万亿亩【1】。

    【1】《礼记.王制篇》对“四海之内”的叙述为:自恒山至于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于江,千里而近。至江至于衡山,千里而遥。自东河至于东海,千里而遥。自东河至于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于流沙,千里而遥。西不尽流沙,南不尽衡山,东不尽东海,北不尽恒山。凡四海之内,断长补短,方三千里,为田八十万亿一万亿亩。

    这里,江指长江,河指黄河,在长江河黄河之间所辖东部地区,分别有淮河和济水(以潜入低下,大约在今河南济源、山东济宁、济南沿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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