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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诺小说网 -> 历史军事 -> 国体转型与共和之路——以新历史文化观解析近代史（连载）正文 第52节
- 2011-03-1723:26:50
（续上）
董仲舒认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意思是说，天不可能因人而变，道也不会因人而变，而变的是人；人的变化如果违背了天道，比如失德于民，横征暴敛，则会引起天（自然界）的示警。
所以，董仲舒得出了一个结论：“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汉书上.卷五十六董仲舒传》）。
做这种理解的不止董仲舒一人，魏征就劝告李世民说：“人不见德，而劳役是闻，斯为下矣。……夫事无可观则人怨，人怨则神怒，神怒则灾害必生；灾害既生，则祸乱必作，祸乱既作，而能以身名全者鲜矣！”（《贞观政要.政体第二》）
为了让李世民明白天人感应关系中帝王与百姓的互动关系，魏征还借用《易经》中的话劝诫李世民：
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易经.系辞上》）
2011-03-1723:32:16
（续上）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既是帝制国体政权继替基本原则，也是帝制延续2132年的重要思想基础质疑。
它与天人合一、君子受命于天和仁政思想一起，构成帝制国体的最高不成文法——“宪法惯例”。
实际上，帝制思想与王制思想均根源于中国人对天道和人德的理解。既连主张顺自然而为的老庄一派，也对君王之德提出过明确要求，即君王要顺天应民，上顺天道，下应民心，“以百姓之心为心”（《道德经》四十九章》）。
君王修身蓄德，则人民便可安居乐业；如果君王失道又失德，将会导致天怒人怨，如桀如纣，百姓便要遭殃。
所以，上到国君下至黎民，均应秉道守德，“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国，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道德经》五十四章）。
在这个问题上，儒家和道家并没有太大分歧，孟子也曾经说：“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
由此可见，天人合一、君子受命于天的观念和思想，就其对帝制国体的支撑作用而言，主要价值在于积极地将道德仁政引入政治生活，人们并不承认帝王权力的永恒性，只承认品德高尚、睿智善良的人才有权统治国家，因为这样的人代表着自然的正义力量，能够建立起仁、义、礼、智、信的良好社会。
正是得益于这一思想的支持，中国的帝制才能存在2132年之久，并不由于姓氏王朝的更替而改变国体的性质。
2011-03-1723:36:05
(续上)
中国帝制国体的这种稳定性，与西方不断变换国体的做法构成强烈的比照。
如近代法国，1792年国王因大革命而出逃，通过人民起义建立了法兰西第一共和国；
1802年拿破仑称帝（执政），结束第一共和国进入帝制时期；
1848年2月巴黎再次爆发革命，并建立法兰西第二共和国；
4年之后的1852年，拿破仑三世复辟，第二共和国为拿破仑帝国所取代；
18年后的1870年，拿破仑三世的军队向普鲁士军队投降，第三共和国政府建立。
在将近100年时间里，法国经历了君主**－共和制－君主立宪制－共和制－帝制－共和制5次国体变更，这还未算上法国大革命期间巴黎公社的寡头暴政以及人民僭政，虽然最终法国确立了“主权在民”、“自由、平等、博爱”的政治原则和理想，但直到1944年，法国女人还没有获得选举权，1789年著名的人权宣言所宣布的“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仍然只是对男人有效的原则。
实际上，直到今天西方也没能在国体问题上形成一致意见，就如他们的先人在希腊时代有各种国体一样。原因何在？或许中国的民本政治能够解释这一点。
2011-03-1723:38:24
3、君为民立，民为君本思想及君民关系
老子认为，如果不尚贤，民就不会有纷争；如果没有人喜欢贵重难得的东西，民就不会去偷盗；没有**的对象，民心便不会混乱，因此它嘲笑圣人治民的办法是“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道德经.三章》），以使民无知无欲。
实际上，老子讥讽的是圣人而不是圣人教民的方法。
换个角度来看，作为智者，老子已经从他所处时代（前600－前470年）的民与君的关系中，看到了礼乐教化功能的弊端。
及至到了孟子的时代，由于各类僭主的出现，在官与民的关系中，出现了贵君轻民的倾向。是故孟子提出了“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著名民本政治思想，以劝诫为君者要以民为本，行王道去霸道。
2011-03-1723:42:01
(续上)
君为民立，民为君本，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是帝制时代君民关系的基本原则。
遵循这个原则的汉代文景二帝营造了40年（前179年－前140年）文景之治，使刘彻拥有足够强盛的国力可以荡平匈奴等边患，使中华一统的天下疆域扩展到千余万平方公里。同样遵循这个原则的李世民（627－650年在位）则开创了大唐盛世。李世民对君民关系的理解是：
“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朕每思伤其身者不在外物，皆有嗜欲以成其祸。若耽嗜滋味，玩悦声色，所欲既多，所损亦大，既妨政事，又扰生人。”（《贞观政要.君道第一》）
民本原则的出现，为庶民反抗皇权暴政提供了道德合法性。
这是对由王制向帝制演变过程中，“天下为家”逐渐取代“天下为公”观念后，有可能因私欲而膨胀的帝王权力的一种制衡。
但它并不是近现代政治生活中众说纷纭的“民主”或者“人民自己管理自己”。
中国人很早就意识到了这种观念的虚妄性，也更加知性地认识到，对以群居为特征的人类来说，需要一个睿智善良且有才能的人来管理天下，这不仅对天下之人来说是必要的，因为“惟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乱”（《尚书.仲虺之诰》），对百姓来说也是有利的，即《春秋左传.文公十三年》中说的“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