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书架 | 推荐本书 | 返回书页
专诺小说网 -> 历史军事 -> 国体转型与共和之路——以新历史文化观解析近代史（连载）正文 第72节
- 2011-03-2223:04:17
（续上）
新式教育的推广及大量年轻人出国留学，产生了三项重要结果。
第一，在新式学校中，青少年以不同于以往私塾教育的方式一起生活和学习，西方思想的点滴、康梁开创的强学思潮的影响、特别是对西方生活方式的好奇之心，开始冲击年轻人的心灵。
而1907年准许开设的女子师范学堂和女子小学堂，使男尊女卑的旧思想受到冲击。
此外，教会学校和传教士主导的中高级学校和专科学校，在1905年时，已达到389所15000名学生【6】。
这些学生接受的是基督教教义、个人主义、男女平等、西方至上的教育和思想，这使学生们有机会成为欧洲化倡导者和个人自由力行者，而同时成为社会革命的积极鼓吹和参与者。
在此之前，孙文等共和革命的主要发起人，大多在教会学校受过西式教育，而那些跟随者也大多是接受过西方思想的青年，即便革命的鼓吹者，如陈独秀（1879－1942年）等人，也是较早接触西方学术和思想的人。
【6】[美]费正清著，张沛等译，中国：传统与变迁，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
2011-03-2223:08:49
（续上）
第二，尽管新式教育的目的，被规定为培养“尊崇孔教，爱戴大清国”的人，并且对学生的要求是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和尚实，但这种明显的功利主义教育方针，并不能限制学生在康梁强学思潮和西学思想影响下，去形成属于自己的带有革命性质的思想。
实际上，受1898年变法失败和1900年《辛丑条约》签订的刺激，一些具有独立思想的文人士子，便走出单纯的变法误区，而有志于与满清的思想及情感决裂了。
1900年7月当义和拳风暴席卷京津时，在沪的维新志士曾在谭嗣同好友唐才常（1867－1900年）的召集下，于张园私开“国会”，容闳、章炳麟（号太炎，1869－1936年）等约百名名士与会，探讨保国救时之策略。章炳麟于会中当众把辫子剪去，颇轰动一时。
1902年，章炳麟、蔡元培（1868－1940年）、黄宗仰等在上海创立中国教育会；同时，留日学生与驻日公使发生冲突被逐回国，加上国内南洋公学学生罢学风潮，引发教育会人士及吴启恒（字稚晖，1865－1953年）等成立爱国学社，南京陆师学堂退学学生章士钊（1881－1973年）等也来加入。
这使得爱国学社很快成为全国性的革命思想的熔炉，办报、演说、印制小册子等，成为年轻一代表达自己思想和救国意见的主要方式。
邹容（1885－1905年）的《革命军》是其中的出类者，《苏报》因刊载《读革命军》、《满人九世深仇》、《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倡导反满灭清、反立宪倡革命之文而被关闭。
不仅国内学界如此，留日学生也开始觉醒反清意识。
1900年时，广东留日学生王宠惠（1881－1958年）、冯自由（1882－1958年）等成立广东独立协会，主张广东向清政府宣告独立（这是目前为止著者能查知的晚清时期，第一个如此明确地要求独立于满清的事件），此事得到孙文的极力赞助，并从此开始结交留日学生。
1902年各省留日学生组织留学生会馆，演说的学生将会馆比作美国费城的独立厅。
同年3月留日学生又发起“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纪念会宣言由章炳麟执笔，报名赴会学生数百人。驻日公使闻知后请求日政府禁止，引起留日学生激愤。
从此留日学生反清意志欲坚，主张革命的书报如汉声、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新湖南、猛回头、警世钟、国民必读等【7】，与国内的反清思潮遥相呼应。
陈天华（1875－1905年）主编的《猛回头》和《警世钟》，更成为风靡读物。
这一时期，学界的各类活动及其国内外政府给予的打击措施，刺激了以反对满清统治和清除帝国主义为主要目标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增强。
留日学生革命意识的觉醒，与梁启超及康有为的改良思想、孙文及黄兴（1874－1916年）的革命思想、欧洲留学生中的革命思潮交相辉映，为中国社会由改良走向革命，提供了动力。
【7】李剑农著，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
2011-03-2223:18:42
（续上）
第三，民族主义的发展和爱国主义的兴起。
这是新式学校、教会学校、留学生教育发展的一个意外结果。
从新式教育来说，与新教育有关的独立型学者队伍的扩大，以及文人士子的经世济民传统，使这新型的独立学者（如章炳麟、蔡元培、陈独秀、吴稚晖等）在其教育活动中，不可避免地要将国家的危难和民族生存危机及其原因的理解去影响学生。
外国列强欲亡中国的图谋，很容易激起青少年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救情感。
而教会学校所传播的各种西方思想，其理论成立的前提和倡导的理念，总是与国家、国家间的关系、政治和民族有关，尤其是有关法律和主权的理论，必然地会促使中国学生去思考和理解同样作为国家和民族的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所遭遇的各类苦难的原因。
特别是带有主权概念的现代国家观念的出现，使中国与列强的关系会被放在平等和正义的天平上进行称量，这便是大量教会学校的学生。后来成为反对帝国主义最坚决者的原因。
而在海外留学生中所酝酿的革命思潮，也同样以民族存亡和国家强盛为基本思考点，尤其令留日学生愤激的是，日本政府常常根据清政府的要求而对中国学生的集会、组织、言论进行禁止和干扰。
屈辱情感下萌生的反叛精神，将这些留学生中的激进者，推到了强烈的爱国和民族主义一边。
1905年，日本为了抑制中国留学生的过激言行，在清政府的要求下，其文部省发布了《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规定学校要对学生进行严格管理，并监督学生的行为，学生应保证居住在学校分配的宿舍中，学校可拒绝可疑的学生入学，并停止犯规学生的学籍等。
留日学生认为这不仅是对他们自由的侵犯和歧视，并且包含者明显的政治目的，因而立即通过同乡会组织和印刷品进行抗议，大批留学生开始回国，继续留日的学生进行了40天的罢课。
而日本的《朝日新闻》，则于12月7日发表文章认为，中国留学生的罢课是对文部省规则极为狭隘的理解，也体现了“中国国民似乎特有的放纵卑劣的意志”【8】。
就是这“放纵卑劣”四个字，激起了陈天华的强烈愤慨，因此怒而投海以示抗议。他在遗书中号召同胞们不要忘记这四个字，“时时勿忘此四字，而做此四字之反面，坚忍奉公，力学爱国”。
陈天华的决绝行为成为一种标志，使得中国留学生将对中国主权及尊严的任何侮辱行为或侮辱性文字，看作是最不能容忍和冒犯尊严之事宜。
这强烈地激发了留学生和国内学子正在增强的民族主义情感。后来很多曾经留学日本的人，恰恰成为反对日本侵略最坚定者，即原因于此。
【8】[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2011-03-2223:20:46
（续上）
爱国主义一词，在近代史的早期阶段，并没有进入学者们的视野。主要是因为，中国人的国家观念，完全不同于欧洲文明体系的国家观念。
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家和国是一体的，国、家之存在，难分彼此，常说的“皮之不存，毛将附焉”、“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等语，指的就是国与家的关系，或者说对这种关系的认可，就是中国人的国家观念。
而欧洲人往往将国和家分开来看待，国只不过是家的一种有序集合，爱国主义代表着一种超越家族利益的高尚情感，因此，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本质上来源于同样的情感基础。
所以，只有当民族主义在中国出现后，爱国主义情感才有可能从国和家的大一同关系中解构出来，成为一种代表民族主义的高尚但却狭隘的情感。
2011-03-2223:50:37
3、以君主立宪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改革
1900年以后的清政府面临着帝国主义、民间士绅阶层（包括留学生）、政府内部维新人士几方面的重大压力。
特别是正在觉醒的革命意识，和以孙文为主的革命党人的反清活动，使满清政权感觉到了明显的存亡压力。
1905年俄国在日俄战争中的失败，更加剧了变革政体的呼声。而此时，除了革命者外，大多数人的主张是仿照日本行君主立宪。
这君主立宪之议，早在康梁变法之前已有郑观应、康有为等倡导。
他们的主要认识是，与中国相若的日本，在推行君主立宪后，得以迅速富强，在十年之内，不仅将泱泱中国击溃，也将白种人的俄罗斯大国打败，日本君主钦定宪法的体制，被证明确有强国的魔力。
因此“立宪”二字也，就有了魔力，似乎一纸宪法，可抵百万雄兵，只要“立宪”，便能很快富国。
加上逃亡日本的梁启超等人，几年来不断撰写文章呼吁变法和新民，南部各省受梁启超影响甚深，大家便信信然齐声“立宪”了。
有关立宪过程，在下一章中作专门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