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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诺小说网 -> 历史军事 -> 国体转型与共和之路——以新历史文化观解析近代史（连载）正文 第84节
- 2011-03-2316:46:09
（续上）
从建设民族国家的立场出发，梁启超反对将满人当作异族的革命者的观点。在梁氏看来，如为民族建国见，当融满、蒙、苗、回、藏诸民族，如果一味排满，则无疑为小民族主义而不是大民族主义。他慨慨然说道：
“今之论者，或乃盗贼胡[林翼]、曾[国藩]，而神圣洪[秀全]、杨[秀清]，问此果为适于论理否耶？且使今日得之如胡曾其人者为政府，与得如洪杨其人者为政府，二者孰有益于救国？
“……章炳麟氏之言曰：‘不能变法当革，能变法亦当革；不能救民当革，能救民亦当革。’嘻!此何语耶？夫革之目的，岂以快意耶？毋亦曰救民耳。
“……曰：必离满洲民族，然后可以建国乎？抑融满洲民族，乃至蒙、苗、回、藏诸民族，而亦可以建国乎？……则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
“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
“……一言蔽之，吾若有建国之能力，则以小民族成一国民可也，以大民族成一国民亦可也。若其不能，亦安所往而有合哉？”（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论知理之学说》）
2011-03-2316:48:09
（续上）
尽管近代历史进程，并没有按照梁启超的方略而行，但并不能因此说梁氏民族建国的意见是错误的。
姑且不论梁氏的大民族主义论点否正确，仅就他所强调的民族建国方略来说，实为近代中国一迫切课题。
当然，受卢梭社会契约之民权论影响，梁氏认为中国古昔王制时代和帝制时代不是一个国家的说法并不正确，但他毫不犹豫地将民族大义置于思想论战之上，至少说明他不是一个思想狭隘或思想不开明的人。
他对近代欧洲社会政治形态的研究和体认，远比共和革命者透彻很多。此可由他这一时期撰写的《政府与人民之权限》、《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新民说.论自由》、《释革》、《论立法权》、《各国宪法异同论》、《立宪法议》、《新大陆游记》等文章为证。
2011-03-2316:50:19
（续上）
而由这些文章可以发现，此时的梁启超已经不是一个君主立宪者了，而是一个民约、民权、平等、自由、进化论者，他甚至是一个革命者，这是他与康有为分道扬镳的主要原因。
但梁启超并不是一个主张激进革命的人，他是一个温和革命者，这又是他拒绝与孙文合作的主要原因。
如果非革命不能达成建立民族国家之目的，他会毅然投身于其中，这不仅由他在《新民说.论进步》中所议而佐证，亦可由他在袁世凯复辟时，毅然策划讨袁护法战争而佐证。他曾经说过：
“然则救危亡求进步之道将奈何？曰：必取数千年横暴混浊之政体，破碎而齑粉之，使数千万如虎如狼如蝗如蝻如蜮如蛆之官吏，失其社鼠城狐之凭籍，然后能涤荡肠胃以上于进步之途也；……而其所以达此目的之方法有二：一曰：无血之破坏，二曰：有血之破坏。无血之破坏者，如日本之类是也；有血之破坏者，如法国之类是也。中国如能为无血之破坏乎，吾馨香而祝之。中国如不得不为有血之破坏乎，吾衰绖而哀之。虽然，哀则哀矣，然欲使吾于此二者之外，而别求一可以救国之途，吾苦无以为对也。呜呼！吾中国而果能行第一义也，则今日其行之矣；而竟不能，则吾所谓第二义者遂终不可免。呜呼！吾又安忍言哉！呜呼！吾又安忍不言哉！”（梁启超，《新民说.论进步》）
这样一个差点成为孙文同道的人，为什么会与孙文一派革命党人，就中国应该成为一个君主立宪国家，还是成为美式民主共和国家，展开论战呢？
2011-03-2316:52:28
（续上）
事从1903年2月梁启超游历美洲说起。
游美洲之初，他还深信“中国之万不能不革命”，“舍革命外无别法”。
但数月之后，便“不敢复倡革义”；11月又刊登启事，宣告不谈排满、革命，亦要排斥共和。
对这个思想上的急剧转变，梁启超事后解释，主要原因是三条。
一是见学生因革命思想传播而常闹风潮，不愿意青年为他在《新民说.论进步》中的“破坏”之说所误。
二是自由平等学说流弊无穷，秩序一破，难于收拾。
三是国家国民艰困之极，事机一发，为人劫持，或至亡国。
而对美国选举的观察对他影响亦甚大，选举竞争不择手段，当选者亦多庸才，深叹共和政体不如君主立宪。
2011-03-2316:54:58
（续上）
梁启超思想转变之前，以康有为为主的君主立宪派，即与在上海的章炳麟等就革命和反对革命隔空论战。
现在，梁启超公开宣布自己反对排满、革命、共和，无疑以自己之真诚，刺激了革命派之情绪。
虽然孙文等人对此十分不快，但孙文陷于反清暴动难以为继之低迷状态，只有间或发表意见相互批驳。
及至到了1905年，孙文在日本成立同盟会，一时之间年轻的激进革命者和思想者云集于孙氏门下，使孙文相信“革命大业可及身而成”，遂发刊《民报》，继续鼓吹革命。
问题在于，《民报》创刊号上刊登了孙文的《发刊词》和4篇论民族、民权的文章，集中攻击梁启超的《新民丛报》，不仅汪精卫的《民族的国民》直接向梁启超宣战，孙文也在《发刊词》中借题发挥，以讽梁启超“嚣听而无所终”，他写道：
“近时杂志之作者亦伙矣。姱词以为美，嚣听而无所终，摘埴索涂不获，则反覆其词而自惑。求其斟时弊以立言，如古人所谓对症发药者，已不可见，而况夫孤怀宏识，远嘱将来者乎？”
孙文显然在指责梁启超由鼓吹新民、少年中国、民权共和国甚至革命，而转向支持君主立宪、反对排满的民主共和革命，前后反覆。加上汪精卫、胡汉民等，以文章激烈地攻击梁启超，梁启超便也只能起而应战。
2011-03-2317:07:10
【史外肆言】梁任公之渐进建国论，被近代史证明是正确的。然当时之情势，此论殊不能为孙文等共和派接纳。幸也不幸，不能以我们的评价为意见。
而历史的媚惑也正在这里。中国所需要，不仅仅是一个取代帝制国体的一个君主立宪国体，或者民权共和国体而已。如是，则容易了，那我们现在或许要么是日本那样的君主立宪国家，要么是美国那样的民权共和国家了，也不用花100年时间去政争，去战争，去继续忍受外族欺凌了。
然而，这不仅不可能，而且也绝对有巨大的风险。
如果如日本那样选择君主立宪，则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可能已经被列强拆卸为若干块了。如果如民初那样，选**权共和政制，则可能至今还不能从民初那种混乱的状况中走出来。
我们所需要的，到底是什么呢？
回答这个问题，如果不从世界文明之变局中，去找寻蛛丝马迹，则难有真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