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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诺小说网 -> 历史军事 -> 国体转型与共和之路——以新历史文化观解析近代史（连载）正文 第131节
- 2011-04-0400:40:05
（3）下层社会的不满情绪在滋长
毫无疑问，农民的困境、手工业者的困境和工人的困境，也是晚清社会的困境。
只不过这种困境，并没有列为已经焦头烂额的清政府需要解决问题的清单中，也没有引起革命党人，和维新派人士太多的关注。
只有当工人们忍受不了工厂（场）主的盘剥，而以罢工的方式进行抗议时，革命者才注意到他们的存在。（1920年代）
而对清政府来说，对人民困境的麻木不仁，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如果你不以造反的方式，将自己的不满和悲惨处境宣示出来，它根本不予理会，而当你站出来要求维护权益时，它又毫不犹豫地派出军队进行无情地镇压。
这迫使人民只能采取自救的行动，其中参加秘密会社以相互救助，是其中的一种主要方式。
所以，在整个晚清时期，沿海和长江流域的哥老会、三合会得以发展壮大，并且由于这些秘密会社只反满清、洋人和少数地方政府，而不反地主、富人，也从不骚扰百姓，使它在民间有着广泛的影响力。
不仅是失去生计的散兵游勇的一种可选择归属，也是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的可能选择之一，一些希望得到保护甚至想利用秘密会社的士绅、大土地拥有者和商人，也选择哥老会或三合会的兄弟们作为自己的兄弟，更有一些读书人因对现实心怀不满而加入哥老会的。
由此，秘密会社，后来发展为三教九流共容一堂的民间势力。其中广西的天地会、山东及直隶的义和团，曾经在1898－1903年间对清政府造成极大的压力。
而更多的秘密会社，则是采取小而分散也相对独立的区域性骚乱，而形成对地方政府的压力，孙文、黄兴、唐才常的起义就经常利用他们。
1930年代，那个拿着大刀闹革命的贺氏英雄，其父亲正是哥老会的首领之一。这使他在家乡贺长江领域，可以很方便地拉起一支队伍，去追逐自己的理想。
2011-04-0400:44:38
（续上）
一些研究表明，在秘密会社进行的众多骚乱中，鼓动者和领导者，包括各种成分的人员，既有手工业者、船夫、商贩、散兵游勇、算命先生及和尚，也有士绅文人、有抱负的官员、衙门胥吏、地主和商人；反而农民、苦力、流浪汉、无家可归者和青少年是少数。
学者杨庆堃对《大清历朝实录》中光绪至宣统年间，发生的约三分之一秘密会社骚乱领导者的分析表明，这些骚乱领导者，有57％是士绅文人、官吏、贵族、地主、有地位的商人、官员的奴仆或衙门差役【11】。
或许这些研究可以帮助我们得出一个结论，秘密会社在晚清的全面渗透能力，比革命党人还强一些。
尽管革命党人所举行10次起义，被当作辛亥革命的前奏，而获得了一定的历史地位，但除1911年4月的广州起义外，这些起义中的大多数革命党人，只是起一个推动者的作用，连黄兴这个起义专家，都不能完全控制由秘密会社参加的起义。
而秘密会社自己所发动和组织的反满反洋起义,不仅数量要多（1896－1911年间全国发生的有记载的民众动乱有653次），而且规模也大。
如被孙文认为与同盟会有关【12】的，1906－1907年发生在湖南与江西交界处的萍乡－浏阳－醴陵起义，曾迫使清政府调动了四省17500人的新军去平息。
而同盟会会员，则是在东京知晓此次起义，同盟会员湖南人禹之谟、刘道一等，则是自动由东京回国参加义军，且对起义也没有起到实质性帮助。
反而江西几个不知有同盟会的学生，企图网络知识分子和秘密会社成员，建立一个组织来支持起义【11】。
【11】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679、577页。
费正清在该书的相关注释中，列出了一些重要的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如杨庆堃《十九世纪中国民众运动的几种最初形式》，翦伯赞编《义和团》，社科院山东分院历史所编《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珀塞尔《拳民骚乱的北京研究》，谢诺编《十九世纪中国的民间运动和秘密会社》，皮雷蒙《哥老会于1891年的排外事件》，韦尔利《英国、中国与反传教士骚动》，刘易斯《辛亥革命的前奏湖南的思想与制度的变化》等。
【12】孙文的原话是：“丙午（光绪32年，1906年）萍醴之役，则同盟会会员自动之义师也……而禹之谟、刘道一、宁调元、胡瑛等竟被清吏拿获，或囚或杀者多人，此为革命同盟会会员第一次之流血也。”引自：翦伯赞等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下册）之《有志竟成》篇，中华书局，1985年，第292页。尽管孙文如实地将这次起义记为“会员纷纷回国从军者，已相望于道矣。”但还是有许多学者，将是次起义视作是同盟会的功绩之一。
2011-04-0400:47:02
（续上）
这些研究和资料，实出乎笔者早先对秘密会社的理解。
因为，我们惯常会认为晚清秘密会社的反清、反洋人的骚乱，理应主要由社会底层的人民参与和发动。
但这个“意外”却启示我们，对辛亥革命及那一时期社会变化的理解，的确还有许多问题没有得到澄清。
特别是作为革命主要领导和组织者的社会背景及其成份的研究，已经淹没于革命继承人的各种有利于自己的解说中。
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来研究革命的学者，与以西方史观来研究中国革命的学者之间的意见分歧，是由来已久的。
这种分歧，既表明了辛亥革命背景的复杂性，也恰恰是这场革命对中国现代社会复杂影响的体现。
我们倾向于认为，由辛亥革命开端的中国革命，实际上是一场广泛的社会革命。
这个革命与英国革命、美国革命、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都不尽相同，甚至本质上属于不同性质的革命。
这场举世瞩目的革命，要解决的不仅是中国本身的问题，也是世界文明发展的问题。
这看起来有点放大了中国革命的意义。其实并不。
2011-04-0400:48:40
（续上）
从上述对这一过程中重要事件、重要人物、重要思想的介绍中，不难看出，我们关注的不是事件、人物和思想本身，而是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
这个关系已经被淹没在各种各样的研究成果中，也被不同的人做了不同的利用。
但是，它本身却不会变化。
因为作为已发生的历史的一部分，我们只能理解它、研究它，但无法去改变它。
它仍然存在于已经发生的事实中。
而事实却既是客观的也是历史的。
2011-04-0400:56:26
【史外肆言】梳理近代历史上个主要事件、人物、思想及其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是我们这个“技术型”帖子的主要任务。
这也是我们标榜的，要做“正本清源”工作所要求的。也是我们标榜的，要以“新历史文化观”来解析近代史的主要工作。
我当然知道，这既不会受到官方的喜欢，也不会受到民间的喜爱。但思想的孤独，又何尝不是历史中的一个常态现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