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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诺小说网 -> 历史军事 -> 国体转型与共和之路——以新历史文化观解析近代史（连载）正文 第215节
- 2011-03-3017:19:56
（续上）
这是就中国文明被延缓欧洲化的命运所做出的澄清。
而这一澄清并没有涉及中国历史本身的逻辑。
近代历史上的各类革命，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以反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奴役为目标的民族独立革命，一种是以推翻君主**统治为目标的社会权利平等革命。
就这两种革命所需要的动力和条件来看，只要中国的农业－士绅体系的社会结构没有面临被瓦解的可能，革命就将难以产生。
不仅革命难以产生，具有革命性质的社会变革也难以发生。
因为，中国的农业－士绅体系及其稳定的社会结构，不仅将国家看作是文明的载体和代表，也看作是各民族的共同守护者或庇佑者。
因而，会比日本那样的单一民族国家，具有更强的抗压能力。
加上中国文明的内在凝聚力，不是建立在非理性的宗教情感和世俗的物质**追求之上，而是建立在知性和包容性之上，要去破坏或者去建立一个不同于这种结构的新社会结构，将十分困难，且要付出巨大代价。
可以说，正是社会结构的稳定性所提供的运作惯性，保护了我们这个多民族组成的国家，在欧洲的商业侵袭和军事入侵下社会结构不被快速瓦解的可能性。
因而在鸦片战争70年后，社会革命并没有真正发生。
这说明，中国社会革命的动力与欧洲化国家并不相同，促使中国社会结构瓦解的力量，只能来自于内部的变迁，而不仅是单纯的外部影响。
2011-03-3017:26:38
（续上）
另一方面，农业－士绅体系的中国文明，很早就较好地将社会权利划分为两个相对独立的部分：以京畿地区和主要城市为中心的行政权力体系（士绅政治共同体）和农村地区的乡村自治权利体系（乡村生活共同体）。
这两个权利（力）体系，以乡村自治权利对行政权力（皇权或统治权）的默许和义务承担为基础。
也就是说，中国人以自己的基本信念和价值观，确立了人民自治权与皇权之间的分际。
而维系乡村自治权的是宗族血缘关系，维系皇权的是来自于宗族的士子及其士子们的仁政社会理想，而在皇权和乡村之间起纽带作用的是士绅阶层。而皇族和士大夫、豪门望族和士绅、自食其力的农民以及产生士大夫和士绅的社会土壤，形成了力量的均衡状态，只要农业经济和农民还一如既往地作为社会结构的基石，任何企图打破这种均衡的努力都是徒劳的。
而欧洲的商业侵袭和军事入侵，在直到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迫使朝廷西迁西安时，它的主要影响，主要是在京畿地区和通商口岸，而对乡村自治体系的影响还比较小，顶多是传教士足迹所到之处，弄“脏”了乡村里几个干净的孔庙而已。
因此，如果在社会结构中起主导作用的士绅阶层不产生重大的异动，革命是不可能产生和成功的。
民变可以打击甚至推翻一个帝制政权，但民变不能直接产生革命，即它不能导致社会结构瓦解后的一个完全不同的新秩序的重生；
政变可以破坏或颠覆政权，但政变也不能产生革命。
中国社会自秦汉以来，众多的民变、兵变和政变，曾经促使25次大的改朝换代，但没有一次改朝换代，可以破坏农业－士绅体系结构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