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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诺小说网 -> 历史军事 -> 国体转型与共和之路——以新历史文化观解析近代史（连载）正文 第334节
- 2011-04-2423:34:54
3、代际问题
尽管看似共和革命，在民国初期是中国社会的核心问题，但实际上在4亿多中国人中，只有一小部分人知晓上层社会围绕共和问题所进行的争斗。
大多数中国人除剪了辫子、脱下马褂外，并没能从共和革命中得到多少实惠。
而参与这场争斗的人物，也并不完全清楚他们所执拗的坚持中，哪些是因为信念，哪些是因为利益。
至少，我们可以看定，孙文一派中的坚定革命者，不会为了利益而放弃对共和革命的理想；
而北洋系军绅，对利益的追逐，会超过他们对共和政体的热情；
比较难以判断的，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晚清立宪派，他们对于在中国实行宪政的信念不容怀疑，但也不会为了共和宪政而出卖自身的利益。
这些人物的信念世界，和利益世界，往往交织在一起。尤其是那些前清官员，和积极参与1905年后新政的新士绅阶层，要弄清楚它们为什么支持宪政的同时，又对共和革命不那么坚定，大概是困难的。
2011-04-2423:37:04
（续上）
但是，不管这些人物关于宪政问题的分歧有多么巨大，都不能掩盖共同致力于宪政的一个显而易见的动机：宪政这个不同于中国帝制的东西，对帮助中国走向富强是有用的，正像洋务运动时期的杰出人物一样，他们都共同相信，必须通过向西方学习，才能最终战胜西方。
如果这样的理解没有多少问题的话，就可以得出一个不那么复杂的结论：不管是孙文、梁启超还是袁世凯，影响他们行为选择的，不仅仅是信念和利益问题，还应该包括他们对自身存在价值的理解。
对生于晚清时期的这些人来说，所受的教育，以及成长过程中各自对自身使命的理解，是一项关键的因素。
2011-04-2501:10:08
（续上）
不难发现，1879年前出生的军绅人物，保守性比较明显；同样的，1879年前出生的旧立宪派人物的保守性，也很明显，这是他们能够合作共同反对激烈的民权共和的重要因素。
此外，旧立宪派人物绝大多数具有较高的知识修养，他们有关开明**或威权式宪政的主张，并不仅仅与保守性有关，还与他们经历或参与晚清末期各类主要的社会变革运动而形成的经验有关。
显然，用先进还是反动，去为这代人贴标签，对他们不够公正。
而持民权共和主张的人，大多数在1875年以后出生（只有孙文和黄兴是例外），1905年取消科举制度对这代人影响较大，他们不像旧立宪派那样有较深的传统文化根基，因而西式教育很容易使他们产生种种不切实际的思想，且绝大多数受孙文“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思想影响较大，即以革命的方式推翻满清帝制并建立民权共和国体，是他们的政治共识。
相对来说，能够接受以更激进的方式来变革中国的人，几乎不会出生在1880年之前，其中的例外是湖南人徐特立（1877－1968年）。
2011-04-2501:48:30
（续上）
中国革命的代际问题，较少受到学者们的重视，一些研究也只是很初步的一种尝试。
费正清等人在宪政角度对这一问题所提出的意见【3】，大多数是合理的。但关于1880年以后这一代人对共和革命失败的批评，是基于他们比较好的理解了共和理想的意见，还有商榷的余地。
在我们看来，恰恰相反，是由于他们将共和革命缺少民众支持的事实，当作了共和政体在中国缺乏民权基础去理解，才将错就错地按照自己所理解的共和理想，去取代孙文的共和革命。
因为事实证明，孙文的共和革命，除了将国家权力由皇帝手中拿走，交给一个还并不存在的公民社会之外，其他什么也没做（1923年以前）。
孙文曾在1906年的《军政府宣言》中，倡导过国民革命，但他在1911年后似乎忘记了，直到晚年才又重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1923年发表孙越宣言后，他投入到了国民革命和国民革命军的建设，可惜两年后即归天命，留给了蒋中正一面国民革命的旗帜。
【3】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实际上，代际问题对中国革命的影响，与南北问题具有相似的性质：统治国家的旧力量被打碎，而统治国家的新力量还没有从农业社会的土壤上发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