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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诺小说网 -> 历史军事 -> 国体转型与共和之路——以新历史文化观解析近代史（连载）正文 第343节
- 2011-04-2722:38:33
（续上）
姑且不论何谓保守，何谓进取（进步），单就国民性常新而言，淬厉其所固有，采补其所本无，是无论何时都当奉行的原则。
而如陈独秀般，将“精之政教文章”，视作“无一不相形丑绌”之糟粕，则是合适青年人胃口的，必会引起青年前呼后拥，而无所畏惧地前行了。
但这并非是重要的。重要的是梁启超和陈独秀的宇宙观之差异。
尽管两人都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信徒，但陈独秀眼中的宇宙之根本**，不外是“弱肉强食”之你死我活的逻辑，而梁启超心中的宇宙，则是东西并存而相调和的。
不仅如此，在梁启超看来，国民之精神的培养，是一个根基于“固有”而汇择各民族所长的“采补”过程；而陈独秀的方法，则是“利刃断铁，快刀理麻，决不作牵就依违之想”（陈独秀《敬告青年》）。
这两种方法之间，同样表明两者宇宙观的不同：陈独秀相信“乍生乍灭”的突变式生物演变，为万物进化的一种可能；而梁启超无疑是一个渐变论者——这种渐变性与中国传统的“变易”思想有着共通之处，且根本上来说，把握万物之间无穷变化规则的方法，又恰恰是中国思想之宇宙观念的核心问题。
2011-04-2722:41:54
（续上）
问题是，这一问题，也同样是欧洲思想中的核心问题，至少在科学兴起后，在神学与科学的较量中，科学以较好地解决了宇宙之时空演变这一重要问题，而战胜了神学，使宇宙万物得以独立于上帝而有了自身的演变。
但在科学兴起之前，欧洲人的宇宙观则是并不可取的上帝主宰论。
或许可以认为，陈独秀并不完全知道欧洲科学兴起的缘由和动力，但从他在《青年杂志》一卷四号上，发表的另一篇重要文章《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来看，他实际上又是清楚欧洲社会强大的缘由和动力的。
比如，他总结的东西洋民族思想的差异主要有三条：
“（一）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
“（二）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
“（三）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以实利为本位；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
这无疑都是正确的——除“以虚文为本位”一句外。
虚文，其实只是魏晋，甚至南宋之后的事儿，秦汉没有多少虚文，隋唐也少有虚文。
2011-04-2722:42:56
（续上）
陈独秀更进一步就西洋的战争本位论述道：
“儒者不尚力争，何况于战？老氏之教，不尚贤，使民不争，以任兵为不祥之器；故中土自西汉以来，黩武穷兵，国之大戒，佛徒去杀，益坠健斗之风。……若西洋诸民族，好战健斗，根诸天性，成为风俗。自古宗教之战，政治之战，商业之战，欧罗巴之全部文明史，无一字非鲜血所书,英吉利人以鲜血取得世界霸权，德意志人以鲜血造成今日之荣誉。若比利时，若塞尔维亚，以小抗大，以鲜血争自由，吾料其人之国终不沦亡。……西洋民族性，恶侮辱，宁斗死；东洋民族性，恶斗死，宁忍辱。民族而具有如斯卑劣无耻之根性，尚有何等颜面，高谈礼教文明而不羞愧！”（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原载《青年杂志》一卷四号，1915年12月15日）
2011-04-2722:45:08
（续上）
如果说，陈独秀对世界文明之优劣真的明白的话，则是不可能说出以上这些言语的。
在这些言语中，明显有几个问题涉及关键。
一是好战健斗问题，是否可以此作为评判民族优劣的指标之一？
二是充满血腥的欧罗巴文明史是否值得效法？
三是“东洋民族性，恶斗死，宁忍辱”的判断太过武断，忍辱是常有的，但并不惧于“斗死”，如果说西汉之后中国人具有这一特点的话，那与儒学文明是否有关则是大有疑问的。
这个问题的另一个答案是，如果说因戒兵而招致西洋入侵的话，则是否要倡杀牲而鼓尚武之风气？
四是用“如斯卑劣无耻之根性”来概括中国的民族性，可看作是激愤之语，不然，陈独秀就是一个彻底的具有自虐性格的人了。
2011-04-2722:47:13
（续上）
由以上这些简单的分析可以看出，在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之后，中国思想界，被外侮和内乱两种力量撕裂，分为理性的和非理性的两个部分，或者说分为温和的和激进的两种倾向。
理性及温和的一派，大抵是尊重中国传统的，也是尊重西方思想的，企图在中西方思想之间寻找可融合的可能性，但所遵循的逻辑，并不是张之洞倡导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原则，而是企图探寻包括中国与欧洲两个不同世界可共存于四海的内在可能性。
康有为的《大同书》既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
而梁启超关于“新民”和“少年中国”的系列论述，更是希望以欧洲思想的合理内容，来促进中国国民性的改善，因而所奉行的原则，便是温和而说理式的，不像陈独秀一派那样，以激昂的语言来张扬自己的见解，将凡是中国的、传统的，都扣以愚昧、落后甚至无耻的帽子，而将西洋的可视作革命性质的概念及主义，通通定性为文明的、进步的思想，而号召青年去学习和模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