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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诺小说网 -> 历史军事 -> 国体转型与共和之路——以新历史文化观解析近代史（连载）正文 第347节
- 2011-04-2811:52:45
（续上）
1907年，26岁的鲁迅曾写过两篇文章，一篇是论述欧洲科学发展的《科学史教篇》，一篇是分析中国文明发展停滞原因的《文化偏至论》。
鲁迅早年致力于清儒学术，后来弃文学医（后又弃医从文），由此涉猎科学。因此对西洋科学的发展有着一些自己的看法：
“盖科学发见，常受超科学之力，易语以释之，亦可曰非科学的理想之感动，古今知名之士，概如是矣。……英之赫胥黎，则谓发见本于圣觉（按：灵感），不与人之能力相关；如是圣觉，即名曰真理发见者。有此觉而中才亦成宏功，如无此觉，则虽天纵之才，事亦终于不集。……故科学者，必常恬淡，常逊让，有理想，有圣觉，一切无有，而能贻业绩于后世者，未之有闻。即其他事业，亦胥如此矣。若曰，此累叶之言，皆空虚而无当于实欤？则曰然亦近世实益增进之母耳。”（鲁迅《坟》之《科学史教篇》）
2011-04-2811:55:09
（续上）
鲁迅将科学发现的主要原因，归结于人的灵感，而与能力和是否“天纵之才”无关。
但灵感的获得需要一定的条件，从事科学的人，必须“常恬淡，常逊让，有理想，有圣觉”，否则，难以取得科学方面的业绩。
不过，鲁迅也看到，仅仅是灵感，只能保证科学的发现，但不能保证科学的发展。
科学的发展，将依赖于“实益增进”这个功利性的原因。
在鲁迅看来，科学本身或许与“实益”无关，而实益之事，亦非科学而不得，但科学可增进实益，也可籍由实益增进而促进科学的发展，两者“相互为援”。
这实际上是对科学发展的一个务实的见解，由此或许可使我们知道，科学对于中国的重要性。
但这一重要性，按鲁迅的理解，是基于科学的“实益增进”之功用而言的，并不是必然可以说明，科学一定会帮助雅典或亚历山大的国家可长运不衰。
鲁迅的意见是：
“试察所仪，岂在实利哉？然防火灯作矣，汽机出矣，矿术兴矣。而社会之耳目，乃独震惊有此点，日颂当前之结果，于学者独恝然而置之。倒果为因，莫甚于此。欲以求进，殆无异鼓鞭于马勒欤，夫安得如所期？第谓惟科学足以生实业，而实业更无利于科学，人皆慕科学之荣，则又不如是也。社会之事繁，分业之要起，人自不得不有所专，相互为援，于以两进。故实业之蒙益于科学者固多，而科学得实业之助者亦非鲜。今试置身于野人之中，显镜衡机（按：天平）不俟言，即醇酒玻璃，亦不可致，则科学者将何如，仅得运其思理而已。思理孤运，此雅典暨亚历山德府科学之所以中衰也。事多共其悲喜，盖亦诚言也夫。”（鲁迅《坟》之《科学史教篇》）
2011-04-2811:57:56
（续上）
我们只能由此确认，鲁迅对科学发展对中国的必要性做了肯定，但不能由此假定，鲁迅就是一个科学主义者，因而为其反对儒学传统做了一个思想的基础。
实际上，鲁迅在另一篇文章里，恰恰对动辄用“科学”来反对传统，是持着批判立场的。
鲁迅对那些听到一点“新学”，便认为中国非要改变自己是不屑的，他在《文化偏至论》中说：
“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术，弗行。掊击旧物，惟恐不力，曰：将以革前缪而图富强也。”（鲁迅《坟》之《文化偏至论》）。
2011-04-2812:00:12
（续上）
鲁迅对中国人怀有的那种自大的习气，是持有较客观看法的。
他认为，这是中国人因创造了辉煌的文明，而四邻落后，自然养成的自大心态。
萧公权对鲁迅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看法，解释说：
“一个骄傲的种族必然坚持尊重其传统，终成西方侵略的受害者。不幸的是，许多有心人‘近不知中国之情，远复不察欧美之实’，就一头栽向西化、随和的‘物质也’（科学）、‘众数也’（民主），而不知这些已非西方文明中的有利因素，更非中国现时所需。西方文明并非直线发展，而是迂回前进。事实上，‘文明无不根旧迹而演来，亦以矫往事而生偏至’。‘物质’与‘众数’代表19世纪西方文明，即是对前一时期政教独裁的反应。19世纪末，反对物质与众数的反应亦已开始，……他相信的是，文化发展的每一阶段，都包含产生反作用的因素。在当时文明的迂回前进中，众数政治逼迫寡头政治，使众数之治迅即露出毛病，群众鲜能分辨是非，‘惟超人出，世乃太平’。……同样的，物质主义也引起直接的反动。当19世纪之末，‘灵明日以朽蚀，旨趣流于平庸’”，尼采的主观意志学说便兴起，“以去物质主义所带来的恶潮”。【6】
由此，鲁迅认为，中国应从西方的这些迂回前进的先例中吸取经验：
“当稽求既往，相度未来，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奚事抱枝拾叶，徒金铁（industry）国会立宪之云乎？……”
“今敢问号称志士者曰，将以富有为文明欤，则犹太遗黎，性长居积，欧人之善贾者，莫与比伦，然其民之遭遇何如矣？将以路矿为文明欤，则五十年来非、澳二洲，莫不兴铁路矿事，顾此二洲土著之文化何如矣？将以众治（按：民主）为文明欤，则西班牙、波陀牙二国，立宪且久，顾其国之情状又何如矣？”（鲁迅《坟》之《文化偏至论》）
【6】萧公权著，汪荣祖译，近代中国与新世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